中国人的虐恋心理和文学中的虐恋描写(续)
这是田汉真正拍成功的第一部电影，是他唯美主义的虐恋之梦的艺术宣泄，当时他兴奋地自称“踏出了到理想之路的第一步”，说：“此片予未写脚本而亦得愚意六七，不能不佩万苍之才识。……惟剧中写Masochism(虐待狂)尚不过瘾为恨事耳。”（《田汉文集》第十一卷《影事追怀录》，下同）这里英文词“Masochism”只是受虐狂，应加上“Sadism”(施虐狂)组合成“Sadomasochism”(施虐—受虐狂)才是完整的性虐待狂，即潘光旦所译、李银河击节赞赏的“虐恋”。田汉的说法显示他的创作意图主要是表现男性的异性恋受虐倾向，这正是虐恋关系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剧作家孙辟疆的浪漫春梦实乃田汉性幻想的夫子自道，他还嫌影片宣泄得“不过瘾”。1961年，田汉在回忆录中对此片作了严厉的批判，说黎绮波是“资产阶级没落期的女性的另一种典型——虐待狂患者”，而自己“长期受日本谷崎润一郎氏的艺术影响，对‘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等变态心理也有‘嗜痂之癖’” ，“试问，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紧张的时候，即使是在做梦，我们能让青年们把宝贵的生命单单献给他们‘敬爱的女性’，甚至甘心受她们的‘虐待’吗？”他从周恩来总理对“五四”时代某些旧作的批判类推，才发现“这一作品是一棵毒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田汉的“春梦”虽然美丽但不合时宜，他的自我批判却又“左”得可以。虐恋是一种源于人类本性的文化现象，用庸俗社会学的阶级观点是无法理解的。正如李银河在其书中所作的结论：“虐恋给人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自由感、快乐与狂喜的经验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它“是性感的极致，是人类性活动及生活方式的一个新创造”。（《虐恋亚文化》第299－300页）而“爱情在虐恋关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上第193页)裴多菲《格言》诗云：“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殷夫的译诗通过鲁迅的纪念文章得以广远地传播。在这里，爱情的价值高于生命，而自由则应包括处置个人的身体和生命的自由。人们曾被教育把生命献给上帝和“敬爱的领袖”，为什么就不能说献给“敬爱的女性”？千千万万的人甘心为政治、为理想、为真理、为宗教而受苦受难甚至流血牺牲，为什么就不能甘心为爱情受虐？难道前者就一定比后者崇高伟大吗？
当人们从狭隘的政治功利和一元化意识形态桎梏下解放出来以后，对人类本性及其变化的探讨、实践和艺术表现就开拓出空前广阔的天地，中外文化在人性深层的交流与融合得到恢复和发展，虐恋也开始重新成为中国文学的描写对象。1998年秋天，意大利歌剧《图兰多》和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几乎同时在北京上演，被传媒誉为“世界级的文化对话”。而对话的心理基础不是别的，正是人性中固有的虐恋倾向。这个叙述求婚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美貌冷酷的公主的极端的虐恋故事，显然纯属外国人的幻想和虚构，决非中国历史与文化土壤的产物。它来源于古代阿拉伯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在西方长久流传，被很多作家艺术家创造成不同形式和众多版本的戏剧，尤以意大利普契尼的歌剧在世界舞台上享有盛名。在中国，1995年魏明伦改编再创作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在第四届中国艺术节上名列榜首，并获得十二项单项奖，成为此次艺术节上唯一一部专家、领导、观众、同行皆认可的“状元戏”。（见《文学报》1998年9月10日陆梅报道）这个惊心动魄的爱与死的故事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可见古今中外，虐恋之心，人皆有之。歌剧和川剧的主题是歌颂爱与美，但故事中蕴含着虐恋的意味。这在魏明伦笔下更加明显，他实际上写出了虐恋现象产生的原因——“百姓饱暖思情欲，公主无聊出绝招”；性质——“此乃游戏笔墨，千万不可当真”；极度受虐心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无名氏浇花一场简直是虐恋的绝妙象征：他抚爱玫瑰，却被玫瑰刺伤手指，呼疼吮血，复又乐在疼中，“爱花偏爱玫瑰花，花越多刺越爱她”。剧中“艳若桃李、凛若冰霜的公主杜兰朵，乃当时少年男儿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偶像”。联想当今文化市场上，那些冷面男星、冷艳女星最受消费者热爱和崇拜，不也证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么？
以上所举例子，除田汉的《湖边春梦》外，都不是真正的虐恋文学，至多杂有一些虐恋内容。作为一种日常的性活动方式，虐恋还没有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然而，中国文化中存在虐恋现象，中国人的性心理中存在虐恋倾向，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预期，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进一步改善，思想进一步解放，对生活质量的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时，种种美丽的幻想将付诸实践，虐恋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喜欢的一种新的互相表达爱情的游戏，一种自由的奢侈的快乐而不伤害他人的生活享受，文学中的虐恋描写也将展现出一片新的对于人的生命的丰富多彩的奇妙而充满诱惑力的审美世界。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也将可以和世界文化在同一层次上对话。这一天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但相信总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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